又是一年锣鼓喧天。江门潭江河上，龙舟队争先夺标，飞溅的水花打在队员的赤膊上，凉爽又温柔。

　　溯流而上，台山公益茶楼里一大笼手工烧麦新鲜出炉，急不可待的食客早早等在厨房外，推车一到，瓜分一空。

　　这样的热闹，公益茶楼老板蔡伯韶看了45年。当年，茶楼是侨胞们的最爱，他们乘船沿着潭江背井离乡，成为“开眼看世界”先行者。每每回乡探亲，家里人早就在渡口百米外的茶楼拿好茶位，用江水泡的茶、挤满走廊的红白蓝行李袋，组成了家的味道。

　　后来，大桥越来越多、高速越来越宽，需要在潭江上漂12个小时的客轮乘客变得寥寥，最终客船停航。伴随而来的，是沿岸工业发展，居民增多，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

　　潭江的水从来不急，她河道弯曲、比降平缓、河床淤浅。

　　潭江上的人太匆匆，他们为了夺冠、为了回家，终究为了生活。

　　聊起潭江，蔡伯韶眼里有光，那是他回不去的前半生，也是他想要抵达的后半生。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李霭莹申红洲

　　摄影：南方日报记者杨兴乐（除注明外）

　　1.无井之地

　　江门，因地处西江与其支流蓬江的汇合处，江南的烟墩山和江北的蓬莱山对峙如门，故名江门。大江之门，名字里的这条江，是西江。

　　然而，论流经区域，潭江自西向东滋养了恩平、开平、台山、鹤山和新会，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62%。论功能地位，明清时期，恩平、新宁、开平三县边界与潭江流域的地理分界线重合，深刻影响了五邑的行政区划。

　　潭江，才是江门名副其实的母亲河。

　　《江门市水利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前，潭江水旱灾害频繁。从1470—1949年，潭江共发生洪水93次，平均每5年一次。而春旱之年，时至六七月仍无一丝雨意，仅开平一县就有70%的田地无法插秧。

　　灾害肆虐，民不聊生，人们被迫离乡背井，漂泊海外谋生。当地人描述：“在那个没有马路的年代，找来一叶扁舟，顺着潭江从此浪迹天涯，有的人再也没有回来。”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人民开始大力整治潭江。20世纪60年代，治河的思路已经发展到全流域综合开发治理；20世纪70年代，潭江掀起了一场整治河道的大会战，开平、恩平先后出动10万人疏河。史料记载，在1981年的暴雨洪涝中，灾情比同等程度的1968年大洪水减少了很多。

　　这两次洪水，蔡伯韶都是亲历者。

　　第一次他9岁，父亲在供销社里给村民兑换粮票；第二次他22岁，刚刚从父亲手里接过公益茶楼，村民用粮票买烧麦。

　　每天开店前，蔡伯韶都要和伙计们去潭江挑水，挑100斤。烧水泡茶、蒸煮点心、洗碗洗碟，包括晚上洗澡洗衣服，都靠这些水。他很自豪：“有了潭江，我们从来不需要打井。”

　　对蔡伯韶来说，门前的潭江，给了他生命，也给了他谋生的出路。

　　那时候，整个公益镇只有这一家茶楼。有人要搭船下南洋，把这里作为闯荡世界的起点；也有人从外地回来，把这里作为重返故乡的终点。

　　“以前最开心就是香港亲戚回来了，又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台山市人大代表、大江镇麦巷村党支部书记梁永祥从小在公益镇长大，每次香港亲戚回乡探亲，都会一连好几天请家里人到公益茶楼喝茶吃饭。炒粉炒面蒸排骨白切鸡摆满一桌，即拿即付款，二三十块钱就能吃得很满足。

　　梁永祥说，亲戚们在香港打工，虽然辛苦但赚不少钱。泥水、木工、油漆“三行工人”是他们的主要就业方向，一天的工钱就够回家乡吃好多顿。

　　每到清明时节，回乡的侨胞更多了。茶楼里放满了大大小小的红白蓝行李袋，装着衣服棉胎旧厨具，每一件礼物拿出来，无论新旧，都是家里视为珍宝的“好东西”。梁永祥记得，有一年美国亲戚背回来了一台德国空调，“够晒威”！

　　在“50后”“60后”的眼里，潭江是他们每天赖以生存的水源，也是承载了无限欢乐的童年游乐场。从前，潭江很清，母亲河就流淌在每个人的心里。

　　2.多一张船票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潭江上船的人，越来越多。

　　“潭江轮”满载着客人，经过江门港、新会港、台山公益港，最终在开平三埠港停靠。司徒冬梅，人称三埠港“港姐”，把半辈子都奉献给了港口。

　　40年前，三埠港建成竣工，提供客货运服务。几年后，广东省三埠港客货运输合营有限公司成立，刚满18岁的司徒冬梅入职，因为“爸爸说国企够稳定”。

　　因为港口大、船次密，三埠港很快就成为当时开平、台山、恩平侨胞和市民来往内地和港澳的主要口岸，风头无两。每天这里至少有2班船来往，慢船需要12个小时以上，高速客轮最快只需要4个小时，遇上周末和节假日还会加开班次。不少祖籍开平的香港打工仔，会在周五下班后赶船，下午6时登船，吃顿饭睡一觉，第二天清晨6时船就回到了开平。

　　一张船票200到300元，在那个年代并不是小数目，尽管如此每逢节假日“潭江轮”仍然一票难求。

　　在司徒冬梅的印象里，每趟二三百个座位总是座无虚席，乘客出行大多是为了探亲，每人带上五六十斤行李，是常有的事情。在1984年至1993年，三埠港运输接送进出境旅客超126万人次。

　　“船上有餐厅有商店，乘客可以吃上热乎的炒菜，还能买到免税的进口货。”在司徒冬梅的记忆里，“潭江轮”上总是热闹。她曾经做过船上的售货员，12个小时的航行时间里只需要“开店”4个小时，给乘客们推荐几款适合带回家的手信，其他时间都可以休息。业绩好的时候，半小时进账能以万元计算，乘客的红白蓝袋里塞满了手信。

　　“潭江轮”鸣笛靠岸，早早在港口广场等候的人开始躁动。等人的，一家人挥动双手高喊名字，等船的，握着船票紧张又兴奋。

　　潭江是热闹的。潭江轮、金山号、银山号、开平号、三埠号……各种船型代表了不同的票价，把身份不同，但目的地相同的人们送到远方，又送回家乡。它是水运时代的主角，也是侨乡看世界的通途。

　　当时，许多从潭江出发的江门华侨报效桑梓，在潭江边投资建设了纺织厂、扎染厂、制衣厂等产业，让家乡人民有了进厂打工的机会，也直接加速了沿岸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

　　但社会的发展，终究跑在了潭江的前头。进入21世纪，人们修大桥、通高速，找到了更快的运输方式。水路，在高速运转的车轮之下，成为缓慢的存在。买船票的人越来越少，潭江上只有载着货物的船来来往往，热闹不再。

　　2009年，三埠港正式停止客运，货运成为了主力。司徒冬梅站在办公楼天台望向港口堆场，货柜叠得整整齐齐，正在等待海关的查放。她明白，自己见证了一段历史，曾经的“港姐”生活已经一去不返，她要拥抱新的集装箱时代。

　　现在，司徒冬梅不再需要出海了，但她仍然“勇立潮头”，跟着港口一起转型，学习外贸的新知识。在三埠港对岸，一个新的港口基地正在打桩，是原来的4倍大。

　　有时候，司徒冬梅也会幻想，如果自己还有多一张客轮船票，再听一次发动机的声音，再看一遍船上的江景，该有多好。

　　3.大江孩子

　　大城枕着江水，一头连着过去，一头系着未来。

　　“以前在河里捧一抔水就能喝。”大江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雷宏庆从小在潭江边长大，他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潭江应该是什么模样。

　　即使是今天，沿着潭江河走，两畔还能见到不少已经停工废弃的厂房，锈迹斑斑的招牌还能分辨出纺织、陶瓷、造纸的字样。改革开放后，这些产业支撑着江门经济社会实现蓬勃发展，却也在某种程度上，给母亲河带来了伤害。

　　从牛尾岭山奔涌而出，缓缓流过五邑大地。这么多年，潭江明明什么都没变，但她终究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站在潭江边，雷宏庆总是焦虑，时而飘过的水浮莲在提醒他，潭江水还不及记忆中的绿。

　　为了保卫母亲河，江门在过去30年里做了不少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的创举。

　　1990年，江门首创“潭江模式”，实现了从自我保护到联合保护、从定性检查到定量考核、从干流保护到全流域保护的转变，成为全省率先实施流域跨界水质达标管理的地区。2004年，江门被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命名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授牌评语表扬了“潭江模式”的作用：在创模中摸索出一套适应江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流域水环境管理机制。

　　但在之后的实践中，“潭江模式”难以应对流域污染治理出现的新难题。2015年，潭江干流12个监测断面中，11个监测断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

　　为此，江门接连拿出了更有效的举措。2015年，《江门市潭江流域河长责任制实施方案》发布，各县（市、区）主要领导人担任“河长”。2016年，江门推出了首部实体法《江门市潭江流域水质保护条例》，保护潭江流域从此有了“专法”可依。2019年，《江门市潭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办法》发布，成为全省率先出台并实施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地级市。

　　这些经验，江门曾经作为先进典型，在全国推行河长制专题研究班上介绍分享。也因为这些举措，江门两次获国务院督查激励，连续5年获省河湖长制考核“优秀”等次，其中3年名列地级市第一名。

　　今年，江门扎实推进绿美江门生态建设，在潭江流域涉及的51个镇（街），全面开展分段治理，从生活污水治理、工业污染防治、养殖污染防治、重点支流综合治理、黑臭水体治理、入河排污口整治等六个方面，共部署了167项重点任务。

　　现在，潭江被“围”了起来，废弃的公益码头成了历史遗迹，整个片区被打造成公益古埠历史文化街区，碧道沿着潭江蜿蜒千米，成了市民健身的好去处。开了几十年的公益茶楼，成了网红打卡地，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新鲜出炉手工烧麦变得更加难抢。三埠港货如轮转，等这两年新港建成，开平的嘉士利饼干、旭日咸蛋、鸿福堂饮料等出口产品，就会拥有一片更大的空间。

　　一切都在朝前发展。大江的孩子配资实盘正规平台，始终倚靠并热爱这条奔流不息的河流。